蒙元时期，统治阶级由于把文化水准较高的汉族文人排斥在政权的要路之外，使其社会基础非常狭窄和脆弱，而民族偏见和歧视又造成元朝统治者始终把蒙古贵族放在最高地位，对汉人及南人等级压迫极为严重，形成孤立而缺少革新的局面，进一步加深了民族矛盾。

更为重要的是，在封建体制下，吏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吏的素质，同时也依赖法令的完善和执行时的严驰与否。由于元朝统治者固有的民族偏见，他们均从民族特权和严加防范的基本政策出发，使蒙古人、色目人占据各地要津，然而他们中很大部分人不熟汉语，不通文墨，多靠差印、画押来处理公务。因此愈是缺少文化的权贵愈易腐败，特别是到元朝后期，贪污横行，民间歌谣称:“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加之成宗后，皇帝更换频繁，宫廷内部争斗不断，厚赐诸王、滥发纸币，又使财政枯竭，正如至顺元年七月中书省臣言:“近岁帑廪虚空，其费有五:曰赏赐，曰作佛事，曰创置衙门，曰滥冒支请，曰续增卫士鹰坊。”时人针砭时弊地指出:“今天下郡邑被灾者众，国家经费若此之繁，帑藏空虚，生民凋瘵，此政更新百废之时。宜遵世祖成宪，汰冗滥蚕食之人，罢土木不急之役，事有不便者，咸厘正之。如此，则天灾可弭，祯祥可致。不然，将恐因循苟且，其弊渐深，治乱之由，自此而分矣。”

但这时的朝廷已是腐败至极，从各地征来作为军需的物资，贪官从中渔猎，如至顺元年九月，御史台臣劾奏:“四川行省参政马，发粮六千石饷云南军，中道辄还，预借俸钞一十九锭以娶妾。”

统治阶级内部权贵的极端奢侈腐朽和矛盾重重，使各族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固然激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因而一旦时机成熟或反抗组织出现，便形成燎原之势的反抗运动。

乌撒、乌蒙、东川、芒部、罗罗斯均为彝族土官统治地区，由禄余和撒加伯领导并涉及乌蒙、东川等地的彝族起义，表面上是响应蒙古诸王秃坚、伯忽之乱，而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是封建领主制与封建地主制之间的一次较量。元朝在全国范围建立行省，推行土官制度，推动了土官统治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与占有当地土地和人民，即“世有其土，世长其民”的土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把进入这一区域的元王朝封建势力排挤出去，于是在秃坚、伯忽的煽动下联合为一股强大的势力，杀官吏，毁治所，迫使朝廷调动各省军队和大量军需物资，经过4年苦战，最终以封建领主制的失败而告终。

再者，在镇压秃坚叛乱和禄余土官的反抗中，朝廷调动了浙江、湖广、江西、四川、云南等省数十万军队，耗费了大量物力和财力供应，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由于朝廷征调动了大量的粮和钞作为军需，再加上天灾人祸，造成各地饥荒不断。导致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接连不断，让皇帝和朝廷头痛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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