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4章 伤心莫听後庭花(2 / 2)

鸡鸣时分,汤垕的酒也消了大半。

赵孟頫说:“君载啊,如果你是一个有良知的读书人,应该把眼睛盯在朝廷给‘儒户’的优惠政策上,可不能让这么好的政策付之东流啊!”

“为何这么说?”

“你有没有发现,那些家产丰厚的‘书香门第’,会趁机一代一代地兼并土地,摇身一变成为地主豪绅,反过来又会利用各种方法来欺压贫穷的老百姓,造成贫富差距两极化呢?”

“当然有啊!”

“所以你要制止。”

“朝廷都不管,我们如何管?”

“舆论呀,制造舆论不是你的长处么!”

“我也就是醉酒后说说胡话。”

“胡话?”赵孟頫笑道,“说起胡说八道,发发牢骚,也就是我们元朝才有的言论自由,要是在其他朝代,谁敢胡说?

你看现在,可以随便称呼蒙古人是胡人;他们说的话是胡说;就连诗词、曲杂剧中,‘夷、狄、胡、蕃’之类的字眼都好不避讳。

有的老百姓不满蒙古人的统治,就大骂。被举报后,官府回复是,这是他们的自由,我大元朝不在乎这些。

更有甚者,连‘谋反’的檄文也不予追究,还查办了一批借口搜缴檄文为非作歹的士卒。这说明什么?蒙古人无知么?不,这正是说明了蒙古人身上有大草原那样宽广的胸怀。

所以,君载啊,你不要把眼睛盯在蒙古人、色目人身上,而应该注意你身边的汉人。”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吧,伤害你的,可能就是自己人。”

“为何这么说?”

“你看,茅山‘诗祸’不就是个例证?

梁栋在大茅峰的墙壁上题了一首长诗,题为《大茅峰》。这首诗题在墙上之后被许道杞得知,许道杞就以‘谤讪朝廷,有思宋之心’将其告到了句容县。县令认为兹事体大便层层上报,毕竟谁也不想担责任,把事情往上面推就是。于是这件事‘县上于郡,郡达于行省,行省闻之都省’,最终将梁栋押解京城下狱。

这次,汉人们干脆就墙倒众人推,甚至连那堵墙都给拆了运到京城。

本来梁栋以为这下完蛋了,没想到礼部的一个蒙古人给了他一个公道:“诗人的吟咏性情,不能诬赖其诽谤,假如连诗人的咏怀都说是诽谤的话,那么让天下人怎么看待天朝?”梁栋无罪释放了。

自春秋至今两千年的时间里,你说,哪个朝代没有‘文字狱’?

就说大宋吧,不就是因不满王安石新法,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发了几句牢骚,就被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舒亶作为攻击、陷害的口实,对其进行弹劾,苏轼为此差点没了命?

正是因为没有‘文字狱’,才让我们的曲杂剧才随便演,随便唱,才如此的繁荣,最终成就了元曲么。

大多数汉人说元朝是一个专制而又施行暴政的王朝,但如果就元朝的刑罚来说,元朝实际上是非常宽容而仁慈的。

世祖皇帝当上大汗后,就将杀罚的权利全部收到了中央政府。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世祖皇帝认为:人命是最要的!治理天下,就要爱惜人命。

中统二年至四年,全国处以死刑的合计只有119人,其中中统四年[1263年]只判处了7人死刑,这在其他朝代,简直无法想象。

就算判了死刑,往往也不立即执行,尽可能让其老死狱中。对于有老父、老母的犯人,还让其回家赡养父母,由社长看护监视便可。

而对于伤害女童的罪犯,却决不轻饶。

《刑法三.奸非》中规定:诸强奸女幼者,处死;虽和同强,女不坐。凡称幼女,止十岁以下。

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汉人,别老是踅摸那些十岁左右的小女孩,若是伤害了她们,即使她们顺从,也要按强奸定罪,判其死罪……这是前所未有的啊!

你非说蒙古人野蛮落后,你看,他们把唯一的进步,给了保护儿童……”

汤垕说:“若能恢复科举,就更好了。”

“朝廷正在研究此事呢!”赵孟頫说,“蒙古人做事粗中有细,他先让州府衙门进行初选,要求考生必须是‘德才兼备’之人。

何为德才兼备?

并不是所学的只是一些浮夸的诗词歌赋,而是要有治国安邦的经世致用之学。这样以来,也许就有很多的儒生被排斥在外了。主要原因,也就是他们摸不清国家发展的方向。

开科取士之后,对于省府选拔上来的那些落榜的考生也是要考虑照顾的。若是两次考不上的,还会给这些落榜的考生一个‘教授’职务,也算是吃皇粮的编制。

君载呀,若是你真不想去京城做官,你先去绍兴路兰亭书院[今绍兴文理学院]当山长[校长],为迎接大元朝的第一次科举储备一些人才么!”

汤垕欣欣然点头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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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元朝的海上贸易

元朝时期的海外贸易十分发达,这与元朝统治者的积极支持有关。

元代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叫市舶司。1277年,元廷在泉州、庆元(今宁波)、上海、澉浦(今浙江海盐)设立市舶司,后又在广州、温州、杭州增设市舶司。1297年,经过整合,保留了广州、泉州、庆元三个市舶司。

市舶司的主要职责是对进出港的中外货船进行管理,并根据所运货物收税:精货收十分之一,粗货收十五分之一,另征三十分之一的市舶税。同时,市舶司自己也备船备货,雇用商人经营,所得利润七三分成。

元代,中国商船的活动范围十分广大,东到日本,西抵波斯湾,甚至到达了非洲东海岸的一些地方。中国的船只航行得如此远,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已掌握了十分先进的航海、造船技术。从中国运出的商品主要是瓷器和丝织品,另外还有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输入中国的货物主要有象牙、珍珠、香料、布匹等。

泉州是元代中国最大的港口,所谓“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可见,当时泉州的繁荣。除泉州外,庆元、广州均是当时的大港,庆元主要集中进出口高丽、日本的货物,广州则以其巨大的陶瓷市场名闻世界。

元朝初期,政府开始考虑实行比较稳定的海外贸易政策。

从至元十四年(1277)在泉州等地设置市舶司,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为止,是元朝取得全中国统治权后,制定和推行其外贸政策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元朝外贸政策以承继宋代制度为主,同时根据蒙古贵族惯例和统治全国后的实际情况稍事调整。至元十四年(1277),元朝“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忙古领之。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澉浦,令安抚使杨发督之。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

设立市舶司之初,元朝显然较多地对宋代市舶司制度进行了仿效。几年后元朝又下达指示:海商舶货经泉州市舶司抽解后,到别处贸易不再抽分,只需缴纳货币税:“商贾市舶物货已经泉州抽分者,诸处贸易,止令输税”。当然,元初外贸政策与宋制也有若干差异,如港口分布的差异。此时元朝外贸政策的重点在江浙、福建。在江浙、福建各主要港口中,泉州自北宋起,已逐渐成为中国海外贸易大港,不但东与日本、高丽交通便利,还与东南亚、南亚及其以西地区有频繁的商贸往来,海外交通条件优于其它港口。

而要从账面上看,元朝的赋税也似乎不重。元朝灭南宋时,将南宋时代的一切徭役杂税全数废除,商税也减成三十取一。南北统一后,元朝北方征收丁税与地税,南方征夏秋两税。但操作起来,可就是另一回事了。国家财政就靠这“贸易税”,也等于让西方人养活东方人。(记住全网小说更新最快的枣子读书:www.zhaozhi.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