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文王第四子，因封地在周，故称周公或周公旦。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当国。其后又平定“三监”叛乱，大行封建，营建东都，制礼作乐，还政成王，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被后人称之“元圣”，尊为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儒学先驱，是孔子最崇敬的古代圣人，《论语》中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正是由于文王武王作为君主，而周公为周朝制定了礼乐等级典章制度，使得儒家学派奉周公、孔子为宗，之后历代文庙也以周公为主祀，孔子等先贤为陪祀。只是掌控欲极度强烈的唐玄宗李隆基不能容忍周公在武王逝世、成王年幼时期主政以及西周末期周厉王出奔后的“周召共和”，于是下令取消周公文庙供奉的资格，改以孔子为主。但既然如此，“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仍使周公成为历史上的赫赫丰碑。

之所以尊崇这二人，首先是二人忠心不二。

这当中管仲原为齐桓公之敌，但齐桓公不计前嫌，任管仲为相，管仲也确实忠心耿耿，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霸主，鞠躬尽瘁至死。

周公亦是如此，大权在握，捧周成王于膝上登基，却从未想过取而代之。当时武王生病，周公为册文告天，愿以身相代。藏其册于金匾，内容无人得知。后来武王驾崩，太子成王年幼，其庶兄管叔、蔡叔图谋不轨，但忌惮周公，于是在列国间散布流言，说周公欺侮幼主，图谋篡位。久而久之，周成王起疑，周公为避祸辞了相位，避居东国。后来有一日，天降大雨，雷电击开金匾，成王见了册文，方辨明忠奸，诛杀了管叔、蔡叔，迎周公重归相位。

其次，是二人大气磅礴。二人为相，虽然鞠躬尽瘁，却并不拘泥于些小事情，不象诸葛亮那样事事关心，事事不放心。所以在他们二人之后，人才并未断档，国家也能够保持延续发展，不象诸葛亮那样大权独揽，“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诸葛亮病死后没几年，蜀国就亡了。

再次，是二人除了成为一代名相，更有其他的多项才能。

比如管仲，除了会做宰相，擅长者众多，在当宰相前作过将军，射过齐桓公一箭。所着一篇《管子》共二十四卷，八十五篇，内容极丰，包含道、儒、名、法、兵、阴阳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文作，还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货币等均有论述，是先秦之集大成者。

再如周公，亲自制礼乐，而且推演《易经》，擅长解梦，还写得一手漂亮好文章，武王伐纣时在商郊牧野集众誓师，誓词《牧誓》就是周公写的，其后来收入《尚书》中的《大诰》、《多士》、《无逸》、《立政》等篇，更是成为千古名篇，经久不衰。

这最后一条，正是张居正作为士大夫和儒学之士最希望达到的目标，虽然说诸葛亮也是博学多才，八卦阵、木牛流马，称为传奇，但因为是演义，多有夸大的成分，所以他并不羡慕，反而觉得还是管仲和周公更为实际，更为博采众长。

正是因为常常存有对此二人的效仿和敬畏之心，张居正才经常在这样的日子里失眠，其实他除了崇敬这二人以外，对于崇尚变法的商鞅和王安石，他也是非常推崇的。

只不过，这二人最后的境遇不好。商鞅后来被诬告谋反，死后还被遭受车裂之刑；王安石三起三落，最后一次被免宰相后，心灰意冷，所倡新法被全面推翻，其后一年便郁郁而终。而士大夫最讲求的就是善始善终，所以，他对此二人是欣赏但并不推崇。

此时已近子夜，本来寂静的窗外，竟然传来几声不知名鸟儿的鸣叫声。张居正睁开眼睛，看到一盏油灯已经快烧到了尽头，提起毛笔去拨了拨，灯火才继续闪亮了一下，抖动了身子，重新焕发出了生机。

他似乎是有感而发，提起笔来给皇帝写了一封奏折，将方才这番所想大致都写到了裏面，甚至把他对管仲和周公的崇敬都写了进去，写到后来，又觉不妥，“哗哗哗”地尽皆撕了。

可是，过不了一会儿，还是想提笔书写，于是将方才内容精简了些，成了一稿，准备明天交给皇帝。在折子的最后，他写了一句，微臣斗胆，在此四海升平、举国欢腾之际向皇上泼冷水，实在不是臣有意挑刺，而且居安思危，乃是我等应当时时具有的警戒之心。

对于如何解决他向皇帝说的这些危局，他在最后用两个略大的字作了结尾，那就是：“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