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个能力对比在发生变化。19世纪的后半叶，是中华最灾难深重的年代。壬午兵变的第二年1883年，法国出兵中国的另一个属国越南，并且同时攻击了云南，法国海军还攻击了福建，台湾，浙江，控制了台湾海峡，占领了澎湖。

日本人把这场清法战争看成天降良机，1884年9月9日，自由党总理（总裁）板垣退助面见法国驻日公使萨奎其，要求法国提供100万美元作为他们在朝鲜搞政变以配合法国人在安南行动的活动资金。那时日本政界全体一致，八仙过海地想在朝鲜策动政变。参议伊藤博文怕被自由党抢了头功，干脆自己上阵，指挥《汉城旬报》主笔井上角五郎和朝鲜独立党的金玉均，朴泳孝联系，具体策划政变计划，并通过驻鲜公使竹添进一郎把朝鲜在壬午兵变后付出的55万日元的赔偿金中的40万元交还给独立党人作为政变资金。

当时朝鲜除了这个主张独立的独立党之外还有一个由闵氏家族的闵泳翊领导的“事大党”“事大”这个字出自《孟子》的“以小事大”那意思是小国应该跟着个大国，像韩国这样的小国就应该跟着中国这样的大国，几千年都跟下来了，现在也还是大清保险。这两个政党如同水火势不两立，互相指责对方是“韩奸卖国贼”1884年12月4日晚上金玉均，朴泳孝等朝鲜独立党人发动了政变。是为“甲申政变”那天，朝鲜国王高宗李载晃在王宫举行宴会庆祝汉城邮政局成立，韩国朝野名士，外国公使武官群集一堂。来客中突然出现了20来个刺客，在金玉均“请安静，请安静”的命令声中，将国王的亲信重臣一一杀死。这时200余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军人突然开进了王宫，这是汉城的日本公使馆守备队，根据济物浦条约，日本在汉城由驻兵千名的权力，但是当时在汉城的日本兵就只有200名，这次是倾巢出动了。

在场的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站起来大声宣布：“为了防止不测事件，应朝鲜国王的要求日本派兵保护朝鲜国王的人身安全”这时训练有素的日本兵早把警衞王宫的朝鲜兵不知道给赶到什么地方去了。然后是金玉均们向李载晃国王宣誓表忠，国王也作出一副后悔莫及的样子和闵氏家族领导的事大党划清界限，表示从此以后重用独立党的金玉均们。

竹添公使又来了个“此地无银三百两”“这次事件是因为独立党和事大党的矛盾激化而起，日本和这次事件没有任何关系，日本军队仅仅是应国王的要求而进入王宫”这就有点太看不起全世界人的智商了。其实政变天前的11月12日在竹添发给井上馨外务卿的电报中就很清楚地表示：“为了打破在朝鲜清国的优势地位，煽动亲日派的独立党发动内乱”井上馨向刚刚从欧洲视察回来的伊藤博文参议汇报了朝鲜局势。伊藤博文指示说：“各国对朝鲜问题都很神经质，要慎重行事。不能给人以干涉内政的印象，尤其在公开场合。朝鲜王室不能有生命危险”于是才有了11月28日井上馨发给竹添的谜一样的外交电报：“许可乙案”这是因为除了“保护朝鲜国王”的“乙案”之外，还有一个“直接干涉”的“甲案”政变以后立即成立了以国王的亲戚李载元为首相，朴泳孝为副首相，金玉钧为大藏大臣的新内阁，这个新内阁办事效率还挺高，立即就开了会，决定了这么几条：

1.从此国王不叫“殿下”改叫“皇帝陛下”为独立国家的君主。

2.废除对大清的朝贡。

3.废除旧内阁，修改税制，废除宦官。

4.加强王室的透明性等14条，一句话，朝鲜独立了。

但是，就独立了一个晚上。

实际上还没有一个晚上——到半夜里独立党人和日本人正在一起庆祝“独立”的时候，李载晃就瞅空溜了出去找袁世凯去了。正当竹添公使发现了没了正主惊叫“完蛋了”的时候，袁世凯在下令：“全体出动，进攻王宫，把日人赶出去”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大清虽已频临死亡，或者说已经是一具政治僵尸，但在外表上还很可观。如果说以西太后为首的大清君臣全在混吃等死也不公平，他们也还是想整治好大清的。特别在应付这次政变时，一来是袁世凯能干，二来大清也没有了退路。清法战争，虽然有镇南关大捷这样的胜利，但整个战争是大清大败。左宗棠指责李鸿章签下《中法天津条约》是“误尽苍生，落千古之骂名”等等只是攻轩，并没有多少道理。

中国失去了安南，那么多属国就只有朝鲜了。现在来打朝鲜主意还居然是一直也有点属国嫌疑的日本，如何不叫大清和李鸿章袁世凯们抓狂。所以这次袁世凯亲自带领500精兵攻打王宫，同时清军还进攻了日本公使馆，把个公使馆给烧了，让你首尾不能相顾。但是这边攻王宫的倒停了一会儿战——放日公使和日本守备队逃生。袁世凯在没有李鸿章的指示以前，不敢扩大事态。

“甲申政变”完全失败，金玉钧随竹添公使从济物浦一起逃往日本。而井上馨在接到“政变完全失败，国王落在清军手中，清军已经完全控制汉城”的报告后立即报告了三条实美大政大臣后召开了有山县有朋内政卿，大山严陆军卿，川村纯义海军卿和伊藤博文参议参加的联席会议紧急协商，结果是由井上馨作为全权大使带领由陆军中将高岛鞆之助和海军中将桦山资纪两名副使率领的两千军队来朝鲜兴师问罪。

日本政府的方针是：“谈判的对手是朝鲜而不是大清”原因之一是除了袁世凯原来就有驻朝鲜的三千人马以外，事发以后李鸿章又增派吴大征带领陆海军五千去往汉城增援，而日本人还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之二就是日本政府从《江华岛条约》以后就一直在制造“朝鲜是独立国家”这样一个既成事实。

日朝双方在“日本为什么出兵王宫”这件事上扯了一个星期皮以后，以朝鲜方面部分屈服的形式签订了《汉城条约》内容是向日本支付赔款，朝鲜方面承担日本公使馆被焚的责任，出钱重修日本领事馆。

那么手握八千兵马的袁世凯在干什么？就在一边干看着？当然不是，但是袁世凯无能为力，首先日本政府极度警戒在谈判时大清的参与，再三向朝鲜方面表明一旦发现有大清参与就立即“停止交涉”实际上就在《汉城条约》签字前一天的1月8日吴大征还以“大清钦差大臣”的身份硬闯会场试图扭转局势，但被井上馨以吴大征没有全权证书且与清国的谈判另外进行为由而拒绝；还有一个原因就是12月19日汉城城内的日军败于清军，退到济物浦的时候，英国公使向李鸿章表示过“大英帝国不愿意看到大清和日本在朝鲜半岛交火”的意向，而背后在运动英国是远在东京的伊藤博文参议。

伊藤博文在看到袁世凯在汉城作壁上观以后知道了李鸿章的软弱态度后，于1885年2月24日与同为参议的西乡从道赴天津和李鸿章谈判善后。

日本方面的交涉要点是：1.处罚驻守汉城的清军指挥官。

2.清军从汉城撤退。

这完全是一种狮子大开口的讨价，但伊藤博文似乎胸有成竹。刚刚大败于法国的大清实际上不是像李鸿章口头上所说，“我们准备大打一场，和法国都已经不辞一战了”的那么气壮如牛的。经过13天六次谈判，双方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内容为以下三条：1.大清和日本在4个月内同时从朝鲜撤军。

2.双方不再向朝鲜派遣军事顾问和教练。

3.日后朝鲜国内有重大变化，双方在派兵以前需照会对方。

这个条约的要害在于承认了日本拥有了出兵朝鲜的权力。当时的李鸿章的想法是日本出兵汉城需要三天，而清军到汉城只需一天半。所以即使日军出兵朝鲜，清军也能占先机。但是占了先机以后怎么办，李鸿章好像没有考虑过。

纵观19世纪末期中日外交，只能让人扼腕。日本人不是没有失败过，但必须公平地承认日本人犯的错误少得多，而且明治时期的日本人和昭和时期的日本人不一样，会灵活地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修正错误。而大清号称外交随一的李鸿章和日本的伊藤博文，井上馨们比起来，未免相形逊色太多。这不得不让人感叹，明治时期的日本确实俊才云集。

比如此时日本驻中国公使就是榎本武扬，而驻天津领事居然是以后的内阁总理原敬。

而大清却是一再一再的失误。1889年又出现了“防谷令事件”日本商人对于朝鲜半岛米麦的囤积和抢购，使得朝鲜半岛粮食价格飞涨，民不聊生。1889年咸镜道监司赵秉式突然宣布禁止从元山向日本出口粮食。

由于这个禁令，日本商人遭受了14万日元的损失，日本政府向朝鲜国王提出了强烈抗议。但是朝鲜方面调查下来的结果是，国王不知此事，赵秉式只是执行袁世凯的命令而已。

袁世凯的想法或许没有错，但袁世凯没有认识到世界已经由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出现而变得很小，而且还出来了“国际惯例”这么个根据列强的价值标准而变化的怪胎。随心所欲的行动除了授人以柄除外，得不到任何东西。

“防谷令交涉”持续了四年之久，最后在1893年的5月终于以朝鲜政府全额赔偿日本商人的损失而告结束。袁世凯在这起事件中的作用为后来日本煽动舆论和大清开战提供了极好的口实。

好像是怕日本人找不到开战的口实似的，第二年又出现了“金玉均暗杀事件”金玉均是朝鲜独立党的头目，策划甲申政变而被朝鲜朝廷视为“大逆”恨之入骨，悬赏巨金要金玉均的脑袋。但是金玉均以“岩田周作”的化名躲在日本，受着日本政府的保护，朝鲜朝廷要求日本引渡金玉均被拒绝以后，先后四次送刺客到日本但都失败了。

第五次的刺客比较另类，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立志要做外署督办（外交部长）的洪钟宇。朝鲜朝廷高额悬赏金玉均的脑袋，可洪钟宇除了必要的经费之外不要钱，他要的是官位。朝鲜朝廷实在是对金玉均恨之入骨，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洪钟宇的条件。

洪钟宇来到日本，以认识李鸿章公子李经方为诱饵诱使金玉均去上海和李鸿章谈判。

如果洪钟宇完全是在说谎，那金玉均也不会上当，这事倒霉就倒霉在洪钟宇并没有完全在说谎。洪钟宇确实认识李经方，而且确实向李经方介绍了金玉均，说金玉均愿意改邪归正，是大清的可用之才，于是在上海养病的李经方确实发出了“家父愿意见金玉均一面”的信息。

金玉均在见到李经方的回信时欣喜若狂，满脑子想得就是见到李鸿章以后摇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李鸿章采纳他的意见的场面，“哼哼，能同时利用清日两国的，舍我其谁也”把头山满，宫崎滔天，犬养毅等人劝阻的意见一脚踢出老远，跟着洪钟宇在1894年3月27日乘坐“西京丸”号客轮就去了上海。

外务大臣（日本从太政官制改到内阁制是在1885年，此后的“卿”就改成了“大臣”）陆奥宗光拿着报告金玉均死讯的电报气急败坏地冲到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官邸已经是28日晚上了。出乎陆奥外相的意料，伊藤博文不急不慢地分析了形势：“金玉均是在日本法律保护下的人，这个人被刺客骗去了上海，而且还牵扯到李鸿章的公子，现在就看清国，噢，不，应该说李鸿章如何处理此事了，你是不是准备向清国要求引渡凶手和金玉均的尸首？”

“当然。”

“不用急，先看李鸿章如何动作，发电报叫上海总领事馆静等国内指示，不要贸然行动。”

满腹狐疑的陆奥离开以后，这次来的是内务大臣井上馨，井上馨开口就是“事情的发展很有趣”伊藤博文制止了井上馨进一步说下去：“闻多（井上馨的字）不要说不谨慎的话”但是井上馨还是按耐不住兴奋的心情：“洪钟宇干的真漂亮”原来，朝鲜朝廷派出来的暗杀金玉均的刺客洪钟宇，其实是在井上馨的指挥下行动的两面间谍。而这个绝密行动连外相陆奥宗光也不知道。

洪钟宇很快就被公共租界公部局抓获。日本总领事馆向工部局提出了引渡的要求但被拒绝，犯人洪钟宇和金玉均的尸体一起交给了上海道台。

在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命令下，凶手洪钟宇和金玉均的尸体一起被交给了朝鲜。

李鸿章可能是这样想的：“这样可能会激怒日本，但是日本现在没有能和大清对抗的武力，不足为虑。反过来这样做的结果会使朝鲜朝廷对大清感恩戴德，对把日本势力彻底驱逐出朝鲜很有帮助”起码李鸿章在当时没有意识到整个暗杀事件是日本人做的套。

这边的伊藤博文对陆奥宗光外相来向他汇报犯人和尸首都已经由工部局交给上海道台，再不向上海道台交涉就为时太晚了的时候，喊来了内务大臣井上馨：“洪钟宇说了些什么当然很重要，但是估计金玉均的尸首会交给朝鲜。金玉均在朝鲜是大逆，先看朝鲜如何处理金玉均的尸首再做主张”

陆奥宗光此时才领悟到了事情的另一面。

如同伊藤博文的估计，李鸿章果然将犯人洪钟宇和金玉均的尸体交给了朝鲜朝廷。而且为了显示大清朝的威风，特地使用了北洋水师的军舰“威远”号。

朝鲜朝廷将金玉均的尸首进行了“凌迟”在杨花镇竖起了一面上写着“大逆不道玉均”的大旗把被凌迟了的尸首晒干了示众。

这时候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才在外务省的指示下向朝鲜外署督办赵秉稷提出抗议。但被赵秉稷严词拒绝：“公使先生，虽然金玉均是被凶手骗到上海去的，但是一直在向我们通报金玉均的去向的不正是阁下吗？金玉均在朝鲜是大逆不道的罪犯，如何处理金玉均是朝鲜的内政。”

大鸟圭介扔下一句话，扭头便走：“你们要对今后在日本和清国朝鲜之间发生的一切负责”此时日本国内乱成了一锅粥。尾崎行雄，犬养毅等论客们纷纷写文章發表演讲攻击大清，朝鲜和“软弱的政府”裏面跳的最高的就是现在印在一万日元纸币上的福泽谕吉。福泽当时在《时事新报》上是这样写的：“金玉均在上海被杀，韩国官吏并没有到天津去和李鸿章商量，可是清国军舰就能迅速动作，令人感叹。相形之下，从金玉均遇害开始所见之日本人举动，如同迟缓病人一般，也是令人惊奇”应该说这是伊藤博文和井上馨所十分满意的，因为舆论已经在朝着批判政府，批判首相的方面发展，可以说是一触即发，只要有一个口实就可以开战了。

因此伊藤博文召回了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应该说大鸟圭介原来是一位主张“日清同盟论”的人物，他的看法是日本和清国应该齐心合力联合起来把欧美列强从亚洲赶出去。在汉城也多次和袁世凯会面，讨论如何推进朝鲜的改革和近代化问题。但现在这种论调已经是不合时宜的，现在的问题是何时和大清开战了。

可是，大清是亚洲第一大国，维新只有30年不到的小国日本，和大国大清开战就能够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