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老在沉吟许久之后，说道：“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制定规则，严格执行。一切都交给市场。你说的可能都没有错，但我恐怕只能赞同中间那两句。代价太大，我们能承受得了吗？”

胡杨喝了一口茶水，发现不太烫嘴了，于是拿起暖水瓶给俩人的茶缸子都续上水。

“改革哪有不付出代价的。而且很多时候这些代价其实是在为过去犯的错还债。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改革开放。因为闭门造车的结果必然是被世界落下。

过去的几百年里，我们吃这个亏吃得太多了。必须要打开国门走出去，和这个世界紧密联系。而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推行的都是计划经济。咱们的工厂都生活自己的舒适圈里太久了。”

“舒适圈...”祝老重复了一句：“这次词有点意思。你这个孩子嘴里总会说出些有意思的新名词。”

胡杨习惯性甩锅：“都是在书上看到，我也不是原创。”

关于这个话题，胡杨就此岔了过去。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的变革，胡杨也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关于这个胡杨早就跟罗鹏程聊很多次。积重难返、大势所趋，不是人力能够改变的。

胡杨最多只能努力在可以影响的范围内，增加就业的机会。让下岗的职工能更容易的找到新工作。但还是那个问题，对于那些从工厂下岗的职工来说，心态的调整更加重要。

在这个背景下，户籍在就业方面的影响，就被大大被削弱了。工作的岗位有很多，只要你有能力应付这份工作就行。然而就是这个基本的要求，却成了很多人的拦路虎。

会干、肯干、能干还是有区别的。很多工人从工厂下岗之后，很长时间都无法适应新的工作。因为他们之前的日子过的太安逸了。

铁饭碗让大多数人都没有了危机感。认真努力是一天，浑浑噩噩也是一天。可以躺着混日子挣工资，谁还会想要站着拼日子。

不是说这个群体有多懒，而是这个环境让惰性成为了常态，积极向上反而成为了异类。

在那个年代，城镇中人的工作并不是“找”来的，而是通过“分配”和“继承”得来的。

分配就是从各种学校毕业和从部队复员或转业回到地方。他们的工作都是通过人事口进行分配的。所以在很长的几十年里，当兵也是年轻人的一条重要出路。

而具体到祝老想要跟胡杨讨论的这个问题。更多的还是涉及继承的情况。毕竟在长时间里“以厂为家”都不只是句口号而已，而是真的深入大家的骨髓。

计划经济体制下工厂只要建起来了，就很难会有倒闭的可能。所以很多人都是几代人在一个工厂里工作。工作岗位相对充裕的还好，到了年纪的孩子就进入父亲工作的工厂里做学徒。

然后一步步按部就班开始工人生涯。而那些工作岗位有限的，年青一代就会以“接班”的方式从自家父亲甚至爷爷的手中接过工作。

很多时候，为了能让孩子早点儿接班，父辈们甚至需要提前退休让出位置。付出这个代价的理由就是能让孩子有工作，这样才能好找对象。同样的，有了正式工作才有可能会分到房子。

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和这个工厂有关。所以这个工厂也就变成了小而全的小社会。职工食堂、职工子弟学校、职工医院甚至职工浴池……，你能想到的都有。

这些虽然都是不以盈利为目的职工福利，但同样也是需要运营成本的。而这个成本最终还是要由工厂来承担。这也就是这个问题的根源，这么大的负担不去掉的话，绝大多数工厂都会被市场淘汰，因为负担沉重的他们根本不具有在非计划配给的市场里生存的能力。

除了破而后立，其他试图延缓死亡过程的尝试都是饮鸩止渴。胡杨也知道这个改变的过程对于普通工人和工人家庭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但想要变得更好，这一步总是要走的。

结束了这个话题之后，胡杨接着说那第二道坎儿“教育”。

关于这个话题，祝老也是知道一些信息的：“今年四月份刚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适龄的儿童和少年必须接受9年的义务教育。这难道不会改善教育资源的分配吗？”

胡杨微微摇头：“恐怕不如您想的那么乐观。九年义务教育对于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是非常有意义的。但人才培养的重点还是在中职学校和大学。以现在的招生比例来说，这些学校的入学率其实并不高。而且大城市的高考考生入学比例，要明显比偏远农村地区的考生成绩更好。”

祝老有些意外，说道：“差距很大吗？”